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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

推荐人:弓长丰 来源: 原创 时间: 2020-04-18 19:13 阅读:
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

【注:本文最初写于2018年父亲节那天。今天(2019。11。13)读到《父爱之舟》这篇课文,想起了父亲,再读,有了新的感悟,于是再次修改并增加一些内容。

大姑若还活着,您的家人若看到了这篇文章,请联系我,QQ:354543104】

父亲离开我已经三年了。他活着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写过他,今天是父亲节,看着关于歌颂父亲的文章,让我想起了许多往事,不禁心头一振,鼻子一酸,真的对不起父亲,他生前我没有尽到孝心,深感愧疚,谨以此文表达我对他的思念和感恩之情,愿他在天堂能够安息。

一、小时候的父亲

爷爷、奶奶早年家里没有田地,靠租种金大先家的地生活。金大先是一个地主,也是一位开明绅士,比较同情穷人——剥削当然是存在的,但是比较人性化,如果遇到荒年就免了我们家的租子。金家当时在长风这一片属于望族,人丁兴旺,田产众多。不过与小学课本中提到的劣绅是有区别的。父亲生在贫农之家,小时候跟着奶奶吃了不少苦,奶奶一生共生了五个孩子,只有排行老四的父亲(1946年8月21日生)和排行老三的二姑活了下来。其中有两个叔叔不幸夭折了,一个是老二,一个是老五。老二长得白白净净,聪明伶俐,荒年由于生活所迫,13岁那年在江南的深山里给地主家放牛,一个昏暗的傍晚从草丛中蹿出一只长相似人的怪物,他误以为是鬼,受到了极度的惊吓,据长辈们说是吓破了胆,回家以后便失魂落魄,脸色难看,不吃不喝,不久便离开了这个世界。全家人最喜欢老二,听到这个噩耗,奶奶悲痛欲绝,哭昏过去好几次。老五是三岁的时候不知道得了什么病,发烧病死的。那时候的人生命是很脆弱的,医疗条件极差,生个小感冒都有可能夺去性命。还有一位是排行老大的姑姑,长到十六七岁,也因荒年生活所迫,小小年纪嫁到现在长风乡柘山村的一户人家,因为不嫁出去,家里没东西吃,就会饿死,嫁出去还有个活路,她是个老实人,不爱说话,脾气倔强,可能是在婆家受到了什么虐待,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了,当时结婚还不到两个月。后来家人四处寻找,至今杳无音信,家里人老实巴交,没有逼着她的婆家要人,居然就这样算了。后来奶奶回忆说,大姑可能是逃到外地去了,也可能是死在外地了,我小时候一直盼着大姑能回家。如果她还活着的话,应该有85岁左右了。渐渐地,家里人都不抱任何希望了,全当她死了。奶奶每当和我们谈到大姑时,都会潸然泪下。

奶奶活下来的两个孩子,一个是我的父亲,一个就是二姑(排行老三),成家之初,二姑爷一贫如洗,公公婆婆只给他俩一双筷子和一只碗,说:“拿着,自己去挣吧。”二姑一气之下带着丈夫离开了家乡去了皖河农场,几年之后,因为思乡心切,带着两个儿子又搬回来了。由于他们夫妻都是勤劳的人,日子渐渐地好起来了。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她家的日子越来越好。她干起活来像发了疯一样,那简直就是不要命了,例如,某块田里的稻子没有打完坚决不回家吃饭,全家人都得跟着挨饿,有时一饿就是一整天,到老了虽然也是儿孙满堂,幸福满满,但是她年轻时身体严重透支,现在多病缠身,苦不堪言,腰椎不好,怕光,怕冷,怕热。现在五个儿女在她的教育和影响下,都很孝顺、勤劳,都是事业有成。

农村里都有重男轻女的思想,我的父亲小时候自然也会受到爷爷、奶奶的特殊照顾,尤其是三个孩子先后不在的时候,奶奶更把他视为“掌上明珠”,好吃的、好喝的都给他。父亲很幸运,在那个穷苦的年代(五十年代)居然还能上学。奶奶曾经说过,祖祖辈辈都吃了不识字的亏,无论如何也要送孩子去上学。1955年9月,家里人打算让父亲去上学(十岁),二姑(十二岁)突然醒悟过来,吵着也要去上学,奶奶也没办法拒绝,只好默认了,她很倔强,怕丢面子,不愿意跟自己的弟弟在同一个年级读书,于是直接坐在二年级的教室里,死活不走,老师也没有办法,只得这样。就这样学了一年,第二年,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交不起学费,二姑便辍学了。可是无论如何,全家人就是省吃俭用,都得供父亲读完小学。听父亲说有一次爷爷在湖边挖藕时无意中看到一只冻僵的野鸭,真是喜出望外,捡回家带到学校充当了学费,当时老师们哭笑不得,如果不收也没钱交,他们只好“欣然接受”了。在今天的人看来,真是不可思议。

那个年代吃的比什么都精贵,父亲说他总是饿着肚子上课,肚子总是饿得咕咕叫,上课时老想着吃的东西,每天放学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家吃点东西,哪怕喝点稀粥也好,一锅稀粥里面通常只有一小把米,碗里的稀粥看上去亮堂堂的,真的能当镜子照。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的三年里(59年、60年、61年),村民们没粮食吃,有的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在夜里偷生产队的红薯吃,结果被逮到了,几个生产队骨干分子将他吊在梁上一顿毒打,说是“挖社会主义墙角”……多数人只能啃树皮,挖野菜,下河摸河蚌,捉老鼠等。怪事,荒年连老鼠都少得出奇,更别说猫了,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吃死人的现象,许多人得了浮肿病,脖子肿得像个大馒头,这是长期营养不良所致;不少人被活活地饿死了。后来连这些东西都没得吃了,大家都饿得皮包骨头,在饥饿的驱使下,二姑和父亲就一起去山上挖观音土吃。观音土是一种烧制瓷器的白泥,其实吃下去没有任何营养,只是填填肚子,找找充实的感觉而已,吃在嘴里没有泥土那么“沙”。人吃了这种东西,会出现腹胀的现象,这种东西在肠道里黏黏的,比较重,不容易从肠道里排出来,有些人实在受不了就用棍子在肛门里掏,吃得太多的人因此而被活活地胀死了。

他们俩也知道这种东西的危害,但是肚子里空空,实在难受,忍不住还要去试试。两个十几岁的孩子就这样来到了山脚下,好不容易才找到挖观音土的地方,这个地方已经有许多人挖过,山已经被挖得空空的,二姑在前面,父亲在后面,正当他们正挖得起劲时,危险发生了,塌方了,一大片土直接把二姑埋起来了,父亲被此景给吓懵了,脸色发白,心怦怦直跳,半晌说不出话来,幸好被一位经过的大爷看到了,他把二姑从土里刨了出来,只见她脸色苍白,奄奄一息,半天才晃过神来。他们俩丢弃观音土,相互搀扶,一瘸一拐地走回来了,到家时,奶奶疑惑地问他们:“怎么空着手回来了?”父亲吞吞吐吐地说:“山倒了……差点压死了……”奶奶急得给了父亲一巴掌,父亲哇哇大哭起来,哭得很伤心。姑姑拖着受伤的身体,有气无力地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奶奶的泪水夺眶而出,把两个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很久说不出话来,最后用低沉的声音说:“好了,我们就是饿死也不让你们去了。”

其实,生活上的艰辛远不止这些,这只是冰山一角,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呢。遇到下雨天,别的孩子有黄洋伞或斗笠、雨衣什么的遮雨,父亲只能把书包(用一块布缝的)抱在怀里,弓着背,冒着雨前行,为了不让鞋子弄湿,(买不起胶鞋,更别说胶靴了。布鞋,平时舍不得穿,只有上学才穿,奶奶做布鞋不是没有时间,只是废弃的布料不好弄,所以还得节省。)无论春夏秋冬,一到雨雪天气,父亲都是光着脚上学,到学校后稍微洗洗擦擦再把鞋子穿上,要是冬天到学校后两只小脚冻得红通通的。由于祖上(父亲的奶奶,她是这种弓形脚,导致她的儿子也是这种脚,到父亲这一代还是这种脚,真是代代“真传”啊。)遗传的原因,他的脚是畸形的弓形脚,每次光着脚走在泥地上,因为脚趾抓不住地面,很滑,他比一般的孩子更容易摔倒,所以走起路来得小心翼翼的。这种脚让他在同学们面前很没面子,经常遭到奚落。在后来的劳动中也受到很大的制约。弓形脚如此,左边耳朵上还生了一个子耳朵,加上小时候头上害过癞痢,一度曾流脓不止,当时无钱医治被人耻笑,最后好了,留下了疤痕,头顶中间再也没有长出头发,影响了国字脸这一英俊的形象。后来当地的美女们看不上他,只好到江南的深山里找对象,就是我的母亲,这是后话。

1961年6月底,十六岁的他小学毕业,为了生活只能辍学回家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因为那时初中离家很远,加上家里交不起学费,奶奶把心一横,只能如此了,好歹念完了小学还认识几个字。(那时候的教学质量跟今天是没有办法比的,毫不夸张地说,有人读完了小学还不会写自己的名字。)那时候识字的人很少,大部分人是文盲,读完小学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因为就连当时生产队的队长都是文盲。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越是大老粗,没文化,越被人看得起,越能得到重用,说什么“越有知识越反动”——当然这是“四人帮”提出的谬论,是错误的。

二、青年时期的父亲

小学毕业后,父亲在家磨练了三年,跟着爷爷学会了编竹器,会编常见的竹篮、畚箕、竹席等。也和妇女、大孩子一起参加生产队里的一些轻体力劳动,如拔草、摘棉花、施肥等。不过工分值只有成年男子的一半。1964年上半年,父亲十九岁时,四十九岁的爷爷因胃癌不幸去逝,全家陷入无比悲痛之中,这给原本就很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父亲柔弱的肩膀必须扛起家庭的重担,逐渐从温暖的港湾中走出来。十九岁时就和壮年男人们一起参加重体力劳动,那时候国家实行的是人民公社制度,所有的田地属于集体所有,归生产队统一支配,个人是没有土地的。我们那个生产队叫余粮队,大约有一百多人,社员们在一起劳动。生产队领导人主要包括:队长、副队长、会计、保管员、记工员、队委若干(也就是社员代表)。实行记工分制,根据分值的多少分配生活资料,即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家里成年人多的,男劳力多的,挣的工分就多,像父亲这个年龄,只能算八成成年男人的工分。农村常做的农活有打稻、插秧、打农药、割麦子、种油菜、捞水草、挑泥、打柴等。

其中捞水草是比较难的活,是男人的活,这种活一般都是两个人一组,男人们之间自由组合,没有一个人愿意和父亲这个没有任何经验而且没什么力气的毛头小子搭档。眼见着大家都选好了自己的搭档,父亲只好孤零零地坐在那里,一脸茫然的样子。最后,本家二叔(父亲的二叔,四代之内,比父亲大十几岁,我们这一代人称他为“二爷爷”,安庆方言即“二爹爹”。)看着不忍心,就来帮父亲。老实的父亲只是很感激地看着他一眼,没有说话。可能有朋友就问了,捞水草干什么用啊?用来当作稻田里的肥料,把水草堆起来通过高温让它发酵,发烂、发臭后才撒到田里去。

于是他和父亲划着小木船朝西边大河驶去。那时候根本没有什么养珍珠的、养鱼的,整个大河里水清凌凌的,水草肥美。一眼望去,碧波荡漾,近处岸边田田的荷叶像一把把撑开的大伞,粉红的荷花如亭亭的舞女。风景如画,可是在那个饥饿的年代,没有多少人有这种闲情雅致去欣赏美景的。那个年代“温饱”大于天。

怎么捞呢?两根长长的竹篙用绳子捆住中间的部位,张开就像一把巨大的剪刀,将它的前端张开插进水草中,然后收拢、将两根竹篙并紧,夹住水草,用力旋转它,使水草紧紧地缠在竹篙上,最后将竹篙用力往上拖,水草也就跟着上了船,松掉竹篙,褪下水草。如此循环,直到小船堆满为止。这一切,对于父亲的二叔来说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的事,对于父亲来说难于登天,遇到的困难有:力气小,竹篙由于水的浮力压不下去,好不容易压下去了,水草没有绞到位,只绞上来一丁点儿;站在船上提心吊胆的,脚下不稳,加上不会游泳,显得很紧张。

那些熟练的人们早已完成了任务,凯旋归来,父亲和二爷爷(我的称呼)仍然在忙碌着,汗流浃背,手心被竹篙磨得通红,起了水泡,火辣辣地疼。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水草总算装满了船,可以往回划了。父亲舒了一口气,感激地望着二爷爷,二爷爷擦擦额头的汗,望望天,说:“文国,快点,天要下雨了。”

“哦。”父亲点点头。拼命地划着桨,船被水草压得好深,好沉,在水里走得十分缓慢,像乌龟一样爬行,一不小心还会有沉船的危险。

俗话说得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突然,天空中刮起了大风,天黑沉沉的,像黑锅底,又像打翻了墨水瓶。船上的人抱紧船身,哪里还敢划桨?大约过了几分钟,风小了,雨却大了。“白雨跳珠乱入船”,这场大雨在苏轼的眼中是一种美,可在父亲看来,那就是要命的子弹。叔侄俩身上全湿了,船上的水也越来越多,眼看就要沉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经验丰富的二爷爷,大声喊着:“不要怕,把水草往河里推(卸掉的意思)……”他的话还没有说完,船就开始沉了,父亲脸色煞白,显得很绝望,因为他和二爷爷都不会游泳。他们俩紧紧抱着下沉的小船,二爷爷还在用力地向下扒船上的水草;父亲吓得不知所措,双手不停地抖着,瓢泼大雨打在脸上,人根本睁不开眼睛,耳朵里全是“噼噼啪啪”的雨水声,轰隆隆的雷声把这种恐怖推向了极致。一会儿,眼里、口中全是水,人已经沉入水里了,眼冒白花,大量的水直往肚子里灌,鼻子呛得酸胀。慌乱之中,他似乎也明白了,溺水了:自己马上就会被淹死了。在本能的促使下,他拼命地挣扎着,借着没完全沉下去的船,偶尔还可以露出头来喘一口气。无意中看到二爷爷(父亲的二叔),一只手抓着竹篙,仰着头,只露出鼻子和嘴在外面透气,不怎么慌张;另一只手在抓什么,好像想拉父亲的衣服,可是怎么也够不着。

雨在继续下,危险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父亲可能快撑不下去了。脸色苍白,腹中喝了许多水,肚子涨得鼓鼓的。突然,父亲被一只大手从后面托出了水面,向岸边游来,其实离岸边也只有几米远。上了岸的父亲,有点神志不清,口中直冒白水。二爷爷也获救了,他没有喝多少水,所以大脑清醒,他最担心的是自己的侄子。

二爷爷轻轻地按压父亲的胸口,把他肚里的水排掉了不少,感觉好多了,恢复了神志,才知道刚才是一个路过的汉子救了他们,没来及问他姓什么,住哪儿,那人就匆匆地离开了。后来几经打听,也问不出下落,二爷爷只知道那人身材高大,面部黧黑,大约四十多岁。

第一次捞水草,就无功而返,还连累二爷爷,险些丢掉了性命,父亲羞愧难当,每当想起此事仍心有余悸。奶奶听到这个消息,吓得整个人瘫倒在地上。

社员们都感到后怕,有的同情父亲,孤儿寡母的,很可怜;有的心里暗暗认为父亲是个扫把星,跟谁谁倒霉;有的责备二爷爷,作为长辈,经验丰富,知道要下雨,少装一点,应该提前走;后来有个精明的人,私下里跟父亲传授了“宝贵的经验”——不用捞许多水草,只要把水草搭成空心的“大萝卜”就行了,因为记工分时,不用称重量的(可能是称重嫌太麻烦吧),只用尺子量水草堆的长、宽、高,然后算体积……总之,每个人的说辞都有一定的道理。

像二爷爷这样实在的人和父亲这样没有任何经验的人,自然不会投机取巧,不可能搭空心“大萝卜”来蒙蔽验收的队委们。所以这种集体的劳动,老实人勤勤恳恳地做事,滑头的人“轻轻松松”地做,获得的工分却是一样的,农民的劳动的积极性其实并不高。

经历这样的磨砺后,父亲逐渐走向成熟,又过了四年,1968年,父亲已经成长为一个合格的青年农民,所有的农活都会做,连牵着牛犁田的事都会了。父亲当初挑泥时,柔弱的肩膀被扁担磨破了皮,现在长成了厚厚的老茧;刚刚犁田时被倔强的公牛带倒了,趴到了水田里弄得满嘴是泥,令众人捧腹大笑,现在能轻松驾驭那头桀骜不驯的公牛;就连记工员的活也能偶尔客串一下。记工分的人,叫记工员,本来是父亲的同学在记,可是他提拔当公社的会计了,记工的事由金会计兼任,忙不过来,队里识字的人不多,所以只好找父亲帮忙。每天做半天的事,剩下的半天用来记录社员的劳动情况,要特别细心,不能有丝毫的错误,因为社员的眼睛是雪亮的,虽然他们当中大部分人目不识丁,但是工分就是他们的命,就是记不住自己姓什么也要记住这个。因为这个相当于他们的口粮啊!有时候不清楚的地方就问同在地里干活的奶奶,后来问我的妈妈,还有不清楚的,第二天再去问那位社员本人。由于他的细心谨慎,没有出现任何的纰漏,所以社员们都相信父亲,后来记工员一职干脆就由父亲来担任。有些人想干,可是没有文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当然不行,从父亲的回忆中我能感受到此时的他是自豪的,甚至是春风得意的。不要以为少做半天事,很轻松,他每天晚上都会在油灯下整理账本,有时会到深夜,有的是补记,有的是更正,有的是统计。里面的情况十分复杂,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做的事不同,工分也不同,有的需要计算,打折后记录下来,关键是不能出错,只有小学文化的父亲做好这件事并不容易。那时候没有计算器,只有算盘,父亲除法不太会,加、减、乘打得十分熟练,可以说是“狗撵鸭子——呱呱叫”。在我的记忆里,家里总共有几堆厚厚的账本,上面的账用圆珠笔记得密密麻麻的,有的年长的女人没有名字,记作“姓”加“氏”。我奶奶娘家姓吕,以前是大户人家,家里有很多田地,父母死得早,家产被好赌的叔叔败个精光,九岁就做了张家的童养媳,脚被裹得好小,走起路来一点都不稳,一到下雨天,脚底下就疼痛难忍;以前我问她有没有名字,她只是笑呵呵地看着我,说不清自己的名字。像这样的人,这个本子上只能记“吕氏”。年轻人都有名字,不过有些人的名字实在难听,连叫“大便”的都有。

父亲23岁结婚,26岁、28岁、30岁、33岁时分别有了四个孩子。面对四个孩子的吃饭问题,家庭的经济压力一下大了许多。记得我们小时候,队长一声哨响,社员们洗碗的放下碗;喂奶的母亲把孩子向摇车里一塞,转身就出去了…….队长凶神恶煞的样子大家都怕,因为迟到的是要扣工分的。奶奶和妈妈也不例外,听到哨声顾不得照顾孩子,我们的幼儿期基本上是关在屋里哭大的,有时弄得一身的屎尿,嗓子哭哑了也就不再哭了,有时躺在地上睡着了……记得六岁的姐姐带着一岁的弟弟坐池塘边看着妈妈和妇女们一起摘棉花,结果弟弟两腿一蹬,两人头朝后,一人倒翻入掉了塘中,幸好有人看到了,把他俩救了上来。那时候的孩子都是这样,在地上爬着长大的。回家后,父亲沉默了,奶奶和妈妈吵了起来。

吵归吵,生活还要继续,人们继续过着这种大集体的生活,直到1980年才结束。

三、中年时期的父亲

(一)

1978年邓小平同志重新上台,党和国家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此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我们这儿的土地承包到户实际上是从1980年开始的。那时候,父亲才34岁,处在身强力壮的年龄。我虽然只有5岁,但是隐隐约约也知道了一些事儿。

父亲对我们兄弟姊妹四人的要求是极其严格的。记得生产队有一个三百多平方米的瓦房子,叫“队屋”,(如今已经拆得连“骨头架子”都不见踪影了。)就在我家不到50米的地方,用来放农具、粮食、杂物的,还有一间是用来开会的。在队屋的西边有一根电线柱子,柱子上有一个广播,我们几个小孩子中午经常坐在下边津津有味地听评书(小说、演义类),有时候没事做,就是拔起广播的地线玩,结果电得小手一颤;有时实在闷得慌就使劲地摇队里用来扬稻壳的工具——一种像风车一样的风扇。每当生产队老保管员(姓金,解放以前是挑着担子的卖货郎,所以大伙又亲切地叫他老卖货的。他那时大概60多岁,花白胡须,脸上有点沧桑,但精神很好,背很驼,佝偻着身子,鼻子几乎能触到胸口了,有点像蜷缩的刺猬。)发现了我们在做坏事,就大喝一声,吓得我们拔腿就跑,有时他还补充两句:“我知道你是文国家的孩子。回头告诉你爸爸去。”说者可能是无心的,听者可提心吊胆了,整天都不敢回家,直到天很黑了才不得不忐忑不安地回家。等着被父亲狠狠地揍一顿,说也奇怪,父亲并没打我们。后来才知道,原来老保管员根本没有对父亲说这件事。从此我对他怀有一种感激之情,也不再破坏公物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队里的公物被分得精光,队里的几头牛分了,土地分了,生产工具分了,就连队屋也拆了分了,队屋前的打谷场也被人“瓜分”了,最后连那个可怜的广播也彻底地坏掉了。

每家每户都有了属于自己的田地,大家甭提有多高兴了。大集体的时候,人浮于事,劳动不积极,大家心里都有自己的一本账——辛勤劳动,庄稼长得再好也不是自己的,是集体的,干嘛要拼命地劳动?再加上有些人做事投机取巧,照样得到很高的工分,所以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现在不一样了,劳动果实除了交点农业税给国家,其余的都是自家的,所以刚到户的那一年,大家都拼命地干活,说“披星戴月”地劳动,一点也不夸张。记得父亲和妈妈、奶奶三人总是忙到很晚才回家,我们四个孩子就坐在漆黑的家里等着,有时我们就坐在门槛上靠着墙睡着了,一歪就倒地上了,自己却全然不知。回家后母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儿哟!怎么在地上睡着了?”……

白天,奶奶望着地里绿油油麦子心里乐滋滋的,想着自家的庄稼,逢人便笑,笑得合不拢嘴,她那缺少一个大门牙的嘴巴总是一张一合的,有时唾沫横飞,逼得年轻人连连点头,并捂着嘴巴悄悄地走开。

那一年,我家的麦子丰收了,父亲把麦子捆成捆儿,一担担地往回挑,挑了一担又一担,似乎有挑不完的麦子。有人路过时关心地说:“你不累啊!”

“我巴不得天天这样挑。”父亲的回答很朴实,因为之前实在是饿怕了。

麦子挑回以后就铺在屋前的打谷场上,在烈日炎炎下,母亲和奶奶举起连枷一下、一下地,有节奏地敲打着麦穗,脸上的汗珠不停地流着,渴了就喝一口凉开水,热了,累了是不会休息的,因为这是第一次为自家打麦子,这种兴奋的心情,一般的人是难以体会的。

那一次收获的麦子是大集体时期的十倍都不止。把它磨成粉,做油饼吃,吃腻了稀饭的我感觉那味道真是美极了。那一年,只要我们全家,谁想吃这个油饼,奶奶就给我们做。这一年我们家真正解决了温饱问题。家里还种了不少棉花,卖了一些钱,留了一些给我们兄弟姐妹几人做棉袄。此外还种了几亩水稻,记得那年,家里也收了不少稻子。全家人不必再为粮食问题烦恼了。

(二)

虽说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生活依旧不富裕,我们兄弟姊妹四人同时上学是家里最困难的时期。每天放学回家就要写作业,如果写不完,点着煤油灯写是会被父亲骂的,这种情况一般有两种可能:一是老师的作业太多,天黑之前写不完;二是回家还要做家务,没有时间写作业。不像今天有的孩子回家后吃吃喝喝的,浪费大量的时间。

我们都知道父亲的不易,都注意节约,铅笔用到拿不上手为止;作业本上总写得密密麻麻的,有时还在下面没有格子的地方挤着写;书到期末基本上还是新的;为节约稿纸,有时就用树枝在地上算数学题;衣服是不分男女,老大穿旧了给老二,老二穿旧了给老三…….渐渐地,姐姐不答应了,因为她不愿意穿男孩子的衣服,所以母亲只好给她做新衣,我和弟弟很羡慕哥哥、姐姐。家里排行靠后的孩子身上衣服上有补丁是正常的事,裤子短了,露出了大长腿,裤子破了,有的人家孩子都露过腚,布鞋穿破了,露出个大脚趾,走在校园里很尴尬,总想把它收起来,于是扣紧大脚趾,走起来有点一瘸一拐的,可是任你怎么收,就是收不住。如若不补,后来就散了架,给你来个大罢工,只能光着脚在妈妈面前哭穷,母亲一顿臭骂之后,拿出新鞋给我穿上,接着又熬夜给我纳鞋底(这叫有备无患,免得光着脚上学)。

那时候就连教室里学生坐的凳子都是自家带的,学校里穷,没钱买凳子。开学的时候大家的凳子高矮不一,形状各异,真是五花八门。为了防止凳子被“盗”——其实这是不必要的担心,主要是艰苦的生活让我们很早就懂得珍惜东西,不像现在的孩子,浪费现象很严重。我记得三年级时,我在凳子的下面用毛笔写上“302、张丰收”几个大字,现在想想感觉有点好笑。一到放假,大家纷纷驮着凳子回家,像一条长龙,那场面十分壮观。

大哥小时候很调皮,因为是长孙,所以格外受到奶奶的“关爱”,可是他经常逃学,打架,烧人家的草垛…….有一次把人家河里的鸭子砸死了一只;有一次用小石块把在河里游泳的女孩鼻子给砸肿了……每天来家里告状的人“络绎不绝”,父亲经常将他痛打一顿,每当这个时候,奶奶便“挺身而出”,用身体护着大哥,父亲埋怨几句后只好作罢,(这个情节有点像《红楼梦》里宝玉挨打,贾母袒护一样。)但是对于我和姐姐来说,这是生动的教材——犯了错误就会挨打,所以我们俩小时候胆子都很小,说话都不敢大声,性格有点内向。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大哥学习成绩当然也会一塌糊涂,一年级留级了,二年级也留级了,三年级他变本加厉,让父亲太痛心了,于是将他歇了一年学,让他专门在家放牛,后来在别人的劝说下,下一年又把他送入了学校,此时的他与妹妹(我的姐姐)成了同班同学,这成了同学们的笑谈,他感到羞愧难当,聪明的他从此有了上进心,努力学习,成绩进步很快,在班上又比一般的同学大三岁,身高跟老师差不多了,四年级时被老师选为班长。记得五年级(那时候小学实行五年制)的时候,他每天写作业都要写到很晚,父亲心里暗自高兴,从来不吝惜煤油。听到老师的表扬,父亲很开心,对他又寄予了很高的期望。那时的我已经三年级了,每天几个孩子围在昏暗的油灯下看书、写字,第二天鼻孔里总是黑黑的,那是油烟。第二年,便有了电灯。

除了学习,我们还要与父母一起劳动。每到暑假,我和哥哥、姐姐都会下田割稻、打稻、插秧,一般在七月中旬,要持续一个星期左右。这一个星期,我们都会瘦一圈,脸被太阳晒得漆黑,腿上会“长”一个黄圈(长期浸在脏水里形成的),每天早出晚归,不见太阳出门,又不见太阳回家,每天到家后,吃完饭洗洗后倒头便呼呼大睡。

割稻让人腰酸,一不小心还会割到手指,鲜血直流,有时还会遇上火蛇、水蛇,着实令人胆寒;有时稻叶上的飞蛾满天飞,会撞上你的眼睛,难受至极;有时还能看到一种水鸟的巢,里面淡黄的雏鸟正嗷嗷待哺,一个个张开小嘴、叽叽喳喳地向我要吃的,似乎把我当成了它们的父母;有时一脚踩下去,也会踩到黄鳝、泥鳅,它们从你的脚趾间噌地一下就滑走了,你根本来不及害怕,反而有种惬意的感觉;早期还能看到乌龟在田里爬来爬去,轻而易举地就能逮到它们。后来人们用多了农药,这些东西都少了。

割完稻,接下来便是打稻。打稻是最吃苦的事,弄得身上痒痒的,红红的,满是划痕。我们大多是用脚踩的打稻机打稻,全家人分工明确,有打的,有递的,有运的……父亲总是挑着上百斤重的湿淋淋的稻子回家,都是些难走的小路,来回一趟,路上大约要半个小时,他的脚有点缺陷(前面已经提到),所以挑起担子来,不是很稳,他每走一步都得小心翼翼的。

稻子打完以后,还要插秧,不过还得先拔秧,洗秧,运秧。我们三个孩子(弟弟小,基本没有下田干过活。)只要拔秧和插秧就行了。因为长时间地弯腰,所以插秧最难受的是腰酸背痛。我插的秧总是歪歪扭扭的,宽窄不一,父亲有时没办法就用绳子来固定路线,可我的小蛮腰总是不听使唤,手也随着它左扭一下,右扭一下,最后实在受不了,就趁着父亲不注意,扔下秧把,躺在长着野草的田埂上,仰面长叹:“唉,累死我了,真舒服啊!”看着蓝天白云,心情愉悦。让嫩腰稍稍休息一下,哪怕是几分钟也好,每当这个时候,哥哥姐姐就会哈哈大笑,引起了父亲的注意,他不像我们犯了错误的时候那样,并没有打骂我,只是微微一笑,说:“歇一会儿就起来,完成不了任务的回家没有冰棒吃。”这么一说,我就像弹簧似的跳了起来,赶紧下田继续插秧。最后,我们在天黑前完成了任务,我累得都不想走路了,父亲果然兑现了他的承诺,三个孩子每人吃到了一根便宜的(1角钱1根)冰棒。他和妈妈、奶奶都没吃,记得我问他为什么不吃,他说冰棒是给孩子吃的,大人不能吃。

像这样的生活,我们持续了好多年,直到我们长大成家。

(三)

1990年、1991年,我们兄弟姊妹四人都生了大病,家庭顷刻之间似乎就要崩塌。1990年3月,首先是哥哥和姐姐因为身上得了疥疮,奇痒无比,一抓就破,身上有的地方流脓不止,既恶心又传染,医治不及时引发肾炎,最厉害的时候,大腿肿得老粗,像充气的娃娃,用手指按一下,就是一个瘪坑,不一会儿又慢慢地还原了。病情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那时候的孩子生点小病是不会去医院的,没有现在的孩子娇生惯养,蚊子咬了当个“宝”,似乎有种天要塌下来的感觉,那时候的孩子被生活逼得有点命贱感觉。父亲不得不带他们去第一人民医院看病。由于家里穷,哥哥的病情有所好转,他很快就出院了,在家吃药治疗。父亲陪着姐姐在医院足足待了两个月才回家。在这两个月中,父亲心急如焚,一是担心家里的庄稼;二是担心孩子的病。第二年春季,甲肝大流行,我们村有许多孩子都得了甲肝,一时间,乡医院都收不下此类病人。我们兄弟姊妹四人当中只有大哥没有得这种病,记得那年我上初二,在家休养了一个星期,由于肝功能减弱,小便通黄的,身体十分虚弱,吃东西没有味口,父亲急得像热锅上蚂蚁,一是没钱,二是为孩子担心。那一段时间,父亲忙里忙外,人也变得憔悴了。记得,我们得病的三人,先后隔离了开来,奶奶给我盛饭时,腿总是碰到我那用竹席铺的简易的床上,盛饭的碗总是碰到我的碗上,于是我就生气地提醒她,她总是无所谓地笑呵呵地看着我说:“没事。”还好,最终我们全家渡过了难关。

每当回忆起这些往事时,父亲总是深情地说:“那段日子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像在油锅里煎熬一样。”

父亲的腿不好,脚也不好,随着年龄的增长,体质大不如从前。有些人出去给人打工,赚到比种田更多的钱,可是父亲说他身体不行,只能在家老老实实地务农。1992年8月,我被安庆师范学校录取,他高兴得几天都睡不着,因为这不亚于今天考一个一本,他到处张罗办酒席请客的事。接下来问题又来了,学费虽然不是很多,只有几百块,每个星期的生活费也只有十几元,但是对于一个农民的家庭来说压力是很大的。开学的五百三十块钱学费是父亲东拼西凑借来的,接下来的生活费又犯难了。于是他咬咬牙出去跟着装土的车子后面用铁锹一锹一锹地上土,体质不如别人,生怕比别人慢,拼命地做,饿了就吃白馒头,渴了就喝点自来水,每天回到家,天已经漆黑,累得连饭都不想吃,这样辛苦,每天还只难挣到二十几块钱。

家里的农活就由妈妈和我们(我每个周末都回家)来做,其中有件事,是谁都做不了的,那就是给棉花打农药,我试了一次,不行,虫子没被毒死,哥哥也不行,于是,父亲请了一天的假,在家用一种很毒的农药——“1605”来治虫,结果由于做事太急,没有做好防护,喷出的农药溅到了裸露的皮肤上,那次他中毒了。皮肤红肿,心里作呕,全身抽搐,肌肉痉挛,把我们一家人都吓哭了,开始以为是发痧了,后来在邻居的提醒下,才明白是农药中毒了。

于是我们兄弟三人(姐姐已经歇学,在外地打工),拉着板车准备送他去乡医院,他有气无力地说:“没事,我不想去。”我们弟兄三人都明白,他是担心没有医药费。我们不由分说,直接把他抬上了铺着稻草和棉被的车子,小心翼翼地向乡医院奔去。一路上,哥哥拉着车子,不时询问父亲的感受,我和弟弟在两旁扶着车子,生怕有什么意外发生。

到了医院,医生给他吊水,并告诉我们:“你们的父亲属于农药中度中毒,迟点送来就有生命危险。幸好,你们兄弟三人送得及时。”

此时我们悬着的心总算平静下来了。医生知道我们家里条件不好,说吊几瓶水就可以回去了。

兄弟几人中,我的内疚感是最大的,因为父亲这么辛苦主要是为了我,在回来的路上一股热泪喷涌而出,感慨万千…….

古人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在这里我想说:“父母的恩情,做儿女的一辈子也报答不了。”

过了几天,父亲的身体恢复了,我们弟兄几人都不要他去打工了。可是他不听劝,坚持要去,拗不过他,又去了。这样一干就是一年半。在这期间,一个风雨的夜晚母亲也因为出去捡破烂走失过,全家人一晚上都没有睡,到处找,那晚我的眼睛又湿润了。还好,第二天她自己找回来了。

生活就是这样,虽说有了改善,但永远跟不上时代的步伐,那些像父亲一样为了儿女拼命劳动的人,那些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其艰辛程度是常人难以理解和体会的。

四、晚年的父亲

(-)早年戒烟

父亲年轻时与几个长者在一起吸“免费的香烟”,不知不觉上瘾了。一抽就是七八年,后来四个孩子都上学了,家庭负担沉重,他左思右想后,咬咬牙把烟戒了。戒烟的那一两个月里,父亲一到下雨天就抓狂,(晴天,忙农活,“忘了”,感觉好点。)从屋里走到屋外,又从屋外回到屋里,要是有什么挡住了他,他会大发雷霆的。记得家里有一只断尾老猫辛苦了一个晚上,正躺在门槛上睡大觉,父亲烦躁不安,来回溜达,根本没注意脚下,被它绊了一下,摔了个大趔趄。老猫疼得嗷嗷直叫,马上逃走。父亲似乎还不解恨,爬起来追上去又踢了两脚,从此以后那只老猫远远地见到父亲就逃,这件事多年以后,在父亲心情好的时候,被我们用来开玩笑,以愉悦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

父亲承受了两个月的折磨终于把烟戒了,在戒烟期间,有人递烟给他抽,这些人当中大部分是无心的,也有故意考验父亲的,想让父亲出洋相。一个调皮的小伙子,大约二十出头,见父亲在树下乘凉,就走过去坐在旁边的石凳上吸烟,只见他闭目凝神,猛吸一口烟,然后从鼻孔里喷出两股浓烟来,如腾云驾雾一般,有种飘飘欲仙的感觉。些许,那人微微睁开眼睛,斜睨了一眼父亲。只见父亲,嘴巴忍不住咂了两下,抬头看看那人,又低头摸摸自己的口袋,空空如也,然后一转头,朝远方望去,一脸茫然的神情。正要起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突然听到那人的“盛情”的邀请:“来,烟酒不分家,张大哥抽一根吧。听说你在戒烟,特意跟你开玩笑的,别往心里去。”他边说边把烟递过来。

父亲听到后,转身看了看,右手向前伸出一点,马上停了,一脸尴尬,踌躇良久,眨了眨眼睛,弯下腰假装在整理挑子,最后郑重其事地说:“谢谢你的好意,我已经戒掉了,对烟不感兴趣了。”

小伙用狐疑的神情看着父亲,半信半疑地问:“真的吗?我不信。”

“信不信随你。”说完父亲就挑起担子干活去了。

后来父亲提到这件事,说出了实情,当时他非常想抽,如果给他烟抽,哪怕不让他吃饭都行。记得小时候,父亲每天都让我们放学回家经过小店时给他代买一包小熊猫的香烟,一到中午放学,他便早早地站在大门口,翘首以待,有时真的有点望眼欲穿;如果哪个孩子要是忘记买了,他会发脾气的,让他(她)回去重买,只好返回,此时父子(父女)两个人的心情都不好。这样的“倒霉鬼”大多是哥哥姐姐,因为我们还小,把钱交到我们身上不放心。

出于对家庭,对子女的一种高度的责任感,他以顽强的毅力把烟戒了,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香烟真的没有兴趣了。

(二)短暂的“幸福生活”

渐渐地,子女们都长大成人了,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香港回归前一年,大哥结婚了。小时候最调皮的,也是最聪明的和寄予厚望的一个儿子总算成家了。过了三年,奶奶病逝。在七七之内,姐姐出嫁,父亲感觉肩上的担子一下轻了许多。在姐姐的婚礼前后,他陪客人吸烟,不知不觉又上瘾了,这一次戒不掉了,可能有经济能力了,戒烟失去了巨大的动力支撑,直到食道癌手术后才不吸烟。从2000年到2011年,他的烟再也没有戒过。有时候我们都劝他把烟戒了,因为吸烟对身体不好,他不听;再说了,老人没有别的爱好,为了子女辛苦一辈子到老了抽点烟还不行吗?劝也没用,到后来我们也不再劝了。

2003年之前,三个孩子都结婚了,父亲基本能够享受属于自己的生活。尽管每天还是像机器一样有规律地忙碌着,但毕竟不用拼命地干活了。一到下雨天,他就戴着老花镜吸着香烟和母亲一起坐在床边的矮凳上看电视,喜爱的节目有《新闻联播》《西游记》《黄梅戏》等。每次吸烟弄得家里烟雾缭绕的,母亲总是埋怨他:“吸烟有什么好?还不如把买烟的钱买肉吃。”(有一次边吸烟边看电视,倒在床上睡着了,结果被单被烟头烫了一个大洞,幸好发现及时,没有酿成灾难。由于经常吸烟,食指和中指被烟熏得通黄。对于这些,他从来不放在心上,因为吸烟对于他来说就是一种高级享受。)

听到这样的怨言,父亲从不解释,也不争辩,只是微微一笑,然后又继续吞云吐雾。时间长了母亲习惯了,也懒得说了。母亲没有文化,看电视剧似懂非懂,每次都是父亲耐心地给她讲解。他们俩看电视时,有时神情专注,有时哈哈大笑……有时候我们也在家,他就跟我们讲故事,其中有他自己的故事,在谈到过去的生活时,他总是感慨万千,感觉他们这一代人吃了许多苦,让我们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

时代造就了一个吃苦耐劳、勤劳朴素的父亲。我时常想,我们的儿辈们如果有这种不怕吃苦的精神,学习怎么会不优秀?现在生活富裕了,人们吃不了苦了。

(三)病重离世

2011年10月,弟弟从大连回乡,准备建房子结婚。建房需要做许多事,父亲忙里忙外,忙上忙下,吃午饭时突出感觉喉咙哽咽,吞不下去,坐在锅灶旁脸上显得非常痛苦,被细心的姐姐发现,在姐姐再三追问下,父亲才说出了实情。原来九月份的时候喉部就有症状了,一直不说是怕孩子们担心,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感到非常吃惊,要马上带他去看病,可是他坚持说:“没事,活到这个岁数够了。我爸爸49岁就死了,跟他比我知足了。”

在亲人的一再劝说下他才勉强同意,决定把弟弟的房子做好再去治病,结果一拖就是一个月,直到十一月中旬才去我爱人所在的海军安庆医院接受检查。通过病理分析,确诊为食道癌中期。全家人一下子懵了,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是还是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父亲显得很坦然,医生建议尽快实施手术,入院检查、观察,一周后实施手术。那天上手术台前,尽管我们都在安慰他,但是他脸上神色凝重,这可是开胸的大手术啊!谁要是说不怕那是不可能的,身体被逼到这个份上,就是刀山也要上,火海也要下,脆弱的生命在这种疾病面前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们安慰了父亲,让他不要担心,他躺在手术床上就被护士推进了手术室,大家在手术室外面的大厅里焦急地等了四个小时,医生先将从食道切下的大肿瘤用塑料袋包着给家属看,捏一捏,硬梆梆的,一个大的有鸡蛋大,两个小的有鸟蛋大,看了让人不寒而栗。

大约过了十分钟,父亲从手术室推出来,处在半麻醉状态的他,嘴里不停地喊叫着:“我心里好难受!我心里好难受!…….”我们问话,他也不回答。同时两脚乱蹬,两手乱抓,全身不停地抽搐着,那种痛苦的样子,我至今仍历历在目。因为全身都在吊水,医生让我们用力摁住父亲的手脚,就是这样都难以摁住,那种疼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当时在场的我们兄弟姊妹四人都鼻子一酸,眼泪汪汪的。

父亲被安置在重症监护室,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安静下来。接下来的恢复期,由于体质较差,所以肋骨处的刀口三年都没有愈合,一直在流脓或血水,到第四年才完全愈合。总的来说这次手术是成功的,由于多切了一点,影响了发音部位的神经,从此以后,他说的话都很低沉。在这四年多的时间里,他仍然坚持劳动,以前怎么做,现在仍然怎么做,一刻也闲不住。被儿女们“骂”了一次又一次,但是一点用也没有。

2015年初,由于身体不适,去体检发现胃部有小点子,疑似胃癌,经过病理分析,确认是癌细胞转移,到最后肺部也有了,有了上次的经历,父亲也不再怕了,相信医生能给他治好,至少抱有一线希望。可事实是,已经转移了,越“折腾”,人越憔悴,“走”得越快,人越痛苦。如果不治会少遭些罪,但是做儿女的,怎么会不给他治呢?后来在弥留之际他对我们说:“治了,(死得快,还遭罪)我不后悔。你们都是孝顺的孩子。”

那一年,我由于工作上很忙,这也许是理由,很少去医院看望他,三、四、五月份时他还能自己照顾自己,我的爱人小脚趾也骨折了,也住在了本院。走不了路,无人照顾,父亲还为她打饭,打水,我听说后惭愧难当,对不起妻子,更对不起老父,居然让这样年迈的病人去照顾另一个年轻的病人。

到六月份时,他身体越来越弱,吃不了多少东西了,只能吃流食。到七月初,他完全不能吃东西了,吃了就吐,胃部已经烂穿,食物流到了肺里,掉入胸腔,结果肺里感染了,越来越严重。

清楚地记得那是2015年7月3日,医生建议出院,因为已经没有任何希望。我给父亲拍了几张照片,是留念之意,他面容十分憔悴,略带微笑,笑得有点勉强。哥哥找来了一辆出租车,我们的心情十分沉重,这一回家意味着什么,所有人,包括父亲自己都很清楚。

回到家,不能吃,不能喝,因为胃里已经存不住食物,只能靠吊营养液维持生命,尽管这样,他大脑一直很清醒,把所有的后事都交代清楚了,最放心不下的是老伴——我们的妈妈,一个非常老实的农村妇女,之前什么事都依赖父亲,如果顶梁柱轰然倒塌,她该何去何从,心里的那种失落感会非常强烈。

从7月3日到7月12日,每天晚上,我们兄弟三人轮流值班,上半夜一个人,下半夜一个人,白天一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肺部、胸腔严重感染,有大量的浓痰从嘴里吐出来,要用卫生纸接住(用掉的刀切纸可以用汽车装),然后丢到垃圾桶里,有时动作不及时,直接吐到我们的手上,有时咳得厉害,痰沫都溅到我们的脸上,可是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兄弟三人都不感到恶心。最大的麻烦不是这个,是父亲的肺部、胃部、肠道都出了问题,特别是肺部感染十分严重,到最后三天,胸口烧得厉害,火辣辣地,钻心地疼,在床上翻来覆去,要用热毛巾敷在胸口才能减轻痛苦,每隔几分钟就要来一次。到最后,他疼得实在受不了了,居然请求我们给他来个安乐死,我们当然拒绝了。为了早日摆脱痛苦,他拒绝吊营养液。7月12日的下半夜是我服侍的,那是最痛苦的晚上,整个下半夜一直喊疼,最后痰也很少了。(不吊水,身体已经干掉了,脱水。)实在干得难受我就用棉签蘸水在他的嘴唇上擦拭一下。

天渐渐亮了,我去睡觉了,迷迷糊糊中听说父亲快不行了,我连忙起来,一看父亲两眼珠子发红,手脚发僵,刚刚去逝。原来是什么迷信思想在作祟,家里有人说什么在里屋死不好,非要换到东边的床上,结果一折腾,让父亲早走了一步。我知道这一刻迟早会来的,早走可以早点摆脱痛苦,也许是好事,但在这种方式中加快了他生命的进程,真的于心不忍。

那年暑假,我们全家是在悲痛中度过的。特别是母亲,整日以泪洗面,没有了精神支柱,生活仿佛变得没有意义。

父亲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农民,身体有缺陷,老实巴交,一生的经历充满了坎坷,反映了时代的变迁与发展的轨迹,他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是辛酸的一生,是脆弱生命不屈的一生……父爱如山,当真的失去时,方知可贵。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父亲,愿您在天堂安息!

2018.6.17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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